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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安安家30的人權光輝

  尤努斯因為其卓越貢獻,獲取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當他獲獎之初,曾引發一項討論,那就是尤努斯應該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或和平獎呢?認為當領經濟學獎者認為,尤努斯本身即是經濟學者,而且他將微型金融理念具體落實,創造就業並提升鄉村經濟生產力,當領取經濟學獎。另一派想法則認為,應從尤努斯的對社會貢獻著眼,認為其鄉村銀行計畫,不僅改善窮人生活,給予窮人希望並提升窮人社會地位,對於社會安定及人文價值發揚亦貢獻卓著,所以領取和平獎更實至名歸。

  多數人還是肯定諾貝爾基金會的決定,認為從促進人權觀點,更能夠體現尤努斯對人類社會所作貢獻。對微型金融有瞭解者都清楚,微型金融並非尤努斯所創,事實上,微型金融才是金融的原型,存在人類社會已經數千年了,但為何微型金融的光輝會落在尤努斯身上?另外,這也引發人們進一步思考,何以微型金融這個看似、聽似微不足道的東西,可以在孟加拉及許多國家發揮如此強大力量?其關鍵原因在於尤努斯的經營理念與經營模式。

  就其經營理念談起,尤努斯會投入這項事業的動念,就是見到飽受飢荒的之苦的國民,想要幫助這些人脫離貧困。一般而言,直覺解決方式都是透過慈善救濟,然而,尤努斯認為貧民並非沒有自立能力,而是運用怎樣手段讓這些貧民能夠自立。於是他思考如何逐步建立一套經營模式,達到這項目的。他首先從經濟手段著手,他想利用提供貧民資金方式以協助其謀生。於是,他四處募集資金成立葛拉明銀行,以合理利率提供借貸,解決貧民因無抵押品導致無錢可借或為取得資金而淪為高利貸壓榨對象,不僅保障貧民,亦確保銀行的永續經營。其次,他採取社會手段,利用中下階層既有人際網路,除了用於控制放款風險並拓展業務。

  到此為止,事實上仍限於微型金融層次,能夠進一步彰顯尤努斯成就的,在於他的商業模式落實人權價值部分。例如,從女權提升角度,葛拉明銀行放款以女性為主要對象,並透過女性群體間係連結互助,不僅提升女性在家庭及社會中的經濟地位,對於家庭關係凝聚及小孩識字率提高,亦有幫助。此外,尤努斯從葛拉明為核心所建立的事業體系,例如Grameen Phone,雖然以提供婦女作為經濟及商業聯繫為主,但其結果有效改善鄉村通訊品質,讓資訊傳遞更為便捷,間接促進政治民主化。另外,尤努斯提出的新世紀三三三(Nabajug Three-Share Farm)農場計畫,讓沒有土地的貧困農民,得以在無法耕作的旱季,利用政府所開鑿深井,進行耕作並獲取收益。至於葛拉明銀行的訓練計畫,透過其行員訓練制度,不僅為有抱負年輕人開創一條清新投入金融業管道(在孟加拉加入金融業往往需透過賄賂),而所培訓人員可透過鄉野實習機會,深入瞭解鄉村生活,並為貧困民眾帶來一修生活協助及教育機會。

二、商業保險機制有違社會公平正義

  在保險理論中提到,為了規避人生涯中的風險,可透過自助、他助手段以降低風險衝擊。所謂自助是指透過自己儲蓄、投資及保險的手段,至於他助則仰賴政府社會安全措施或社會福利機構的救濟行為。至於人的生涯風險,可從人生、老、病、死來看,不外乎就是一個人在健康、財富、生命所面臨的不確定性。

  商業保險在家計部門的自我儲蓄(或自我保障)、公部門主導的社會安全及公益部門所提供社會救濟的環節中,在自助與他助間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讓參與保險群體的個人,只要支付一定保費後,即透過自助與團體互助模式,降低生涯不確定性風險。加以商業保險發達,險種涵蓋層面日益增加,目前多數純粹風險都可獲得承保。所以保險界有人便運用了”From cradle to tomb”來描述保險對人一生的照顧。

  從這觀點,保險理念看似相當完美的,在理論上也具有正當性。不過,現代商業保險發展迄今超過300年,雖然有助於人們移轉生活上不確定性,但從生活保障及社會價值觀點,其營運結果卻出現以下幾個缺陷:

1. 費率偏高阻礙弱勢族群投保

  即使保險日趨發達,但絕多數的窮人仍然無法獲得應有的生活保障,這情況與尤努斯在孟加拉見到窮人無法獲得銀行借貸服務相同。固然保險業與銀行業不同,在銀行業窮人因為擔保品、信用、所得資料缺乏,導致無法獲得銀行融資,這或許可尚可理解。但保單購買卻無須透過徵信過程,為何保險在中下階層滲透度仍然有限?問題是出在提供保險的保險公司?還是保險行銷通路?或是保單購買者?事實上,最主要原因在於商業保險本身就存在高度營利傾向,導致保費及業務員佣金費率偏高特性,導致一般低收入弱勢族群難以購買壽險保單。

2. 社會公器不當利用

  保險資金來自於大眾,加以保險觀念起於互助扶弱,保險公司對於理應將保費用於有利社會或國家經濟發展的目的。在過去,台灣處於資本缺乏時期,保險資金對於早期重大建設投資、扶持經濟發展的確發揮不小功用。但目前,台灣資金充裕,公共建設資金籌募已不虞匱乏,過剩保險資金反而大量投入股市及不動產市場進行投機炒作,深化台灣貧富差距。

3. 財務不安定性耗費社會資源

  商業保險收費與給付間存在時間落差,加以保險資金多屬於長期資金,因此保險公司資金面臨到的期間風險(Duration Risk)相當大,若利率反轉或經濟走疲導致股市、房市資產下跌,壽險公司即面臨相當大的財務風險。若財務風險過大,危及壽險公司經營健全性,政府往往需投入人力進行監管、重整出售或資金挹注,往往需耗費大量納稅人資金,對一般民眾並不公平。

三、商業微型保險機制問題

  雖然尤努斯的微型金融事業獲得全世界廣泛迴響,對於孟加拉地區貧困人民生活帶來很大改善,但仍有兩點值得思考。

1. 葛拉明銀行本質上仍在商業銀行架構下進行

  葛拉明銀行雖然以承作「微型金融」為主,但深入瞭解其機制,資金來源仍仰賴一般民眾存款,銀行再透過商業銀行機制,將資金透過信貸方式貸放給貧困民眾。雖然這筆錢幫助這些民眾免於高利貸剝削,並協助這些民眾完成創業、自立更生的夢想,但銀行吸收存款再放貸仍然屬於間接金融模式,仍非以最效率直接金融模式進行,至於資金來源,往往來自於富有金主,這些人所著眼的仍是存款利息上的獲利。至於互助金融機制,資金提供者往往也是資金需求者,除賺取存放利差考量外,人群間相互信賴扶持的精神也是互助金融的一個重點,而且透過互助金融體系運作,更可以達到體系資金自給自足的目的,在人權價值表現上優於商業金融運作思維。

2. 葛拉明銀行並未涵蓋人生風險管理層面

  對中下階層民眾,所面臨金融問題,不只在於資金需求無法充分得到滿足,人身、財產安全所面臨不確定性往往更高於資金匱乏。舉例而言,中下階層貧困民眾當資金缺乏時,或許可以節衣縮食、財產抵押、遞延消費或投資來降低資金缺口壓力,這些問題往往都具有相當可預測性,得以事先加以防範。但若當面臨意外、疾病、死亡、自然災難的情況時,這些不可事先預測對於民眾經濟衝擊,甚大於平十面臨資金缺口。葛拉明銀行雖然在融通中下階層資金需求上提供不小貢獻,但對於民眾遭遇人身、財產風險時,係以提供緊急貸款方式進行,並未提供人身、財產保險領域。

  對於這項發展,保險業提出「微型保險(Micro-insurance)」概念,即設計較小金額保費較便宜的保險提供弱勢族群購買。這項作法看似立意良好,但實際上效果有限,因為在商業保險機制下,保險公司將本求利,保險公司動機仍是獲利,發微型保單不過是以薄利多銷思維,銷售較為廉價保險商品罷了。而且為了降低保單開支及控制風險,往往加註一些年齡、團保、承保範圍的一些限制,充其量讓一些在臨界可保與不可保灰色地帶的人獲得承保機會,真正需要風險保障的人仍然被拒於門外。

  此外,微型保單在商業保險業界又被稱為「窮人保單」,這對所得中下階層的人來說,事實上又給予尊嚴及精神上另一種傷害,從這基本點思考,商業保險是否能夠真正在經濟生活、社會價值、人性尊嚴上產生效益,事實上是令人質疑的。

四、互助保險機制之人權價值

  雖然尤努斯的微型金融思維並非以最有效率直接金融方式進行,而且也為提供保險服務,但他最初推動微型金融動機卻值得金融業界深思,亦即他認為人無論再如何窮困,必然有其求生能力,也基於這個思維,他創設葛拉明銀行,提供貸款給這些人,而事後證明,這些窮困族群,只要願意工作,就可以自立更生,在自己人生尋找希望。就放款銀行而言,只要借錢給這些人,不僅可以帶給弱勢族群希望,該商業模式一樣可以獲利。

  對於窮困弱勢民眾而言,追求經濟、社會、政治地位平等,是保障其人權的努力面向。而尤努斯的推動經驗也證明,經濟地位改善更是提升其人權地位的起點,透過經濟地位改善,這些群眾將有更多時間、精力與資源投入改善自我人權地位工作上。對於弱勢族群來說,尤努斯的葛拉明銀行在協助其改善人權地位上的確可以提供幫助,但卻忽略最初起點,即是窮困者不僅在經濟上上可以自立,弱勢族群間一樣可以透過互助達到自給自足完全經濟獨立地位。從這一點觀察,互助機制才是協助弱勢族群實踐人權價值的最有效直接模式。

  互助保險機制本身屬於互助金融一環,透過有效率運作模式及商品設計,將可以協助弱勢族群共同發揮風險共同承擔,經濟相互支援的及利益共同分享的效益。在弱勢族群能夠達到經濟完全自足情況下,其人權地位才可以完全自我主張,不受制於其他外在力量,也因此互助保險相對於商業保險微型保險,是確保弱勢族群人權地位的真正解答。
 
喬美公司研究發展處處長  邱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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